對那些在技術上从事低端產業链，本質上依赖庞大劳動力規模驱動經濟體量的国家而言，人工智能的急速發展必然造成經濟上的紧迫感。
例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因為他們过去的競爭力并非來自技術，而是來自人多便宜可替代，這是一种以數量弥补效率的路径。而對那些未完全按照市場定價，而是通过观念與製度将工作區分為三六九等，以此维持社會結构稳定的国家來說，人工智能則會进一步造成更為棘手的伦理困境。
例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因為對這些国家的普罗大众而言，他們只有經濟上的工具價值，而缺乏伦理意义上的人格價值，他們并不是以人的身份被承認，而是以功能的形式被嵌入到整個生產體係之中。换句話說，他們从未被當做目的而對待，而只是作為被调度、被消耗、被替换的手段而存在，這恰恰违背了300年前康德提出的最根本的伦理前提，人應當始终被當做目的，而不是手段。
也正因為如此，那些依靠劳動力數量维持經濟規模的国家，其經濟優勢會首先被瓦解，因為劳動力這一工具的载體會从不對称的人口數量轉变為无上限的機器能力。就像西方發达国家，不管是人口密度还是工作時長都远远比不上东南亚国家，但人工智能技術毫无疑問會打破过去那种基于道德差距和製度空間的效率壁垒，彻底堵死後發国家以量取胜的弯道超车路径。
更為致命的是，這些国家还将面临更為棘手的伦理观，亦或是價值观的挑戰，因為就连人們仅有的經濟工具價值，也就是马克思所說的劳動异化的資格，現在也要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了。虽然怎么對待社會中无用的劳動力是一個摆在全球国家面前的伦理困境，但西方国家似乎可以更加轻松的應對。
因為从启蒙运動以來，从康德以來，他們逐步形成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和观念，西方的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社會在思想观念上對人的生存尊严的認可，而這种認可并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是被製度化為分配原則。正如罗尔斯所强调的正义观一样，社會製度應當在差异存在的前提下，優先保障最不利者的基本处境。
从這一方向來說，人工智能不过是倒逼西方国家扩大福利范围的技術奇點而已。而那些依赖重商主义和控製思想维持稳定的国家，則會同時陷入價值观和經濟利益的巨大冲突之中，因為全社會从上到下沒有發自內心的形成認同人的生存尊严的思想共識，整個国家的所有製度安排、职業劃分乃至文化叙事往往都服務于一种更高层級的控製逻輯，人的尊严價值被全方位否定。
所以在缺乏思想基础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然降临不仅會放大這些国家的思想断裂，反而會在人工智能應用的初期加剧因社會地位不對等所導致的財富极端分化。